新生儿科窗外的爷爷，正数着保温箱里的数字

医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道。新生儿科的玻璃窗很大，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把脸贴在上面，手指轻轻点着玻璃，像是在数什么。他数的是里面一排排保温箱上的编号，每一个编号对应一个刚来到世界上的小生命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旁人听不清，但能看见他的目光从第一个数到最后一个，又从最后一个数回第一个。护士说，这位爷爷的孙子出生时体重偏轻，得住上十天半月。他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，傍晚七点才离开，中午就蹲在楼梯间啃两个馒头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坐下等，他说坐着心里发慌，站着数数这些箱子，时间过得快些。

这位爷爷年轻时在镇上的机械厂干了三十年车工，退休金每月两千出头。孙子住院的头三天，押金就缴了三万，是他和老伴一辈子的积蓄。他数保温箱，其实是在数钱，数一个箱子一天要烧掉多少张红票子。新生儿科的收费标准贴在墙上，普通护理一天三百，重症监护一天一千二，还不算药费、检查费、耗材费。他识字不多，但那些数字他都认得，一遍遍地看，一遍遍地算，算来算去，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只够孙子住六天普通病房。后来儿子跟他说，别算了，钱的事有办法。他嘴上说好，第二天还是站在窗边，手指头依然一个一个地数过去。财经这个词，对他而言就是口袋里那点钱够不够明天继续数下去。

从医院回到家，爷爷翻出压在樟木箱底的一个存折，那是他给孙子存的“见面礼”，每月省下一百，存了五年，总共六千块。他犹豫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还是没动那笔钱。他想起自己当年学徒时，师傅教他看图纸，说机械零件公差差一丝，整台机器就会报废。他后来带徒弟，也总说这句话。现在他觉得，钱和公差差不多，差一分，日子就会卡壳。他儿子的工作是送外卖，风里雨里跑一整天，挣的钱刨去房租水电和日常开销，剩不下多少。儿媳妇在超市收银，怀孕七个月还在站柜台，就是为了多拿两个月全勤奖。全家人的收入加在一起，在医院的收费屏幕前，就像那些保温箱里的数字一样，跳得让人心慌。

爷爷年轻时经历过一次工厂改制，买断工龄拿了两万块，那时候觉得是一笔巨款，存在银行里吃利息，每年能多出几百元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年一斤猪肉一块八，一碗阳春面五毛钱。如今他站在医院小卖部门口，看着一罐奶粉标价三百八，一包尿不湿一百二，他算了一下，自己那两万块的利息，现在连半个月的奶粉钱都不够。他想起车间里那些齿轮，咬合的时候要刚刚好，松一点打滑，紧一点卡死。钱和物价的关系也是这样，他年轻时候觉得咬得死死的齿轮，现在早就松得转了空。他不懂什么通货膨胀、购买力这些词，但他知道，当年能买一头猪的钱，如今只够买几罐奶粉，这中间的缝隙，是他用三十年工龄也填不平的。

有一天，爷爷在窗口看见一个年轻男人蹲在走廊角落里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偶尔漏出几句，像是在跟谁借钱。男人挂了电话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，站起来走到自动贩卖机前，看了半天价格，最后只买了一瓶矿泉水。爷爷认出那个男人是隔壁病床的家属，那家的孩子早产，肺部发育不全，医生说治疗费可能要二十万。爷爷想上去说点什么，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，厂里有个工友出了工伤，大家凑钱，你五十我一百，凑了三千块送到医院。那时候三千块能撑好几个月治疗费。现在他听儿子说，网上有种叫水滴筹的东西，可以在上面求陌生人捐款。爷爷不懂那些，但他知道，这年头救急的钱，光靠熟人凑是凑不齐了，得靠看不见的陌生人在手机那头点一点。

孙子出院那天，爷爷又站在窗边，最后一次数了数那些保温箱。这次他数的不是编号，是日子，从住院到出院，整整十四天。账单最后打印出来，长长一条，儿子看了没说话，把单子折好放进口袋。爷爷后来悄悄问儿媳妇，总共花了多少，儿媳妇说，别问了，已经过去了。爷爷没再追问，但他心里有本账，那本账上记着孙子出生那年，全国新生儿出生率降到了新低，新闻里说，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，嫌养不起。爷爷看着怀里瘦小的孙子，觉得这孩子来得真不容易，他得替孩子记着，这世界迎接他的方式，是一扇透明的玻璃窗，窗外站着一个数数字的老头，窗里的数字，每一个都对应着一笔实实在在的开销，那些开销，最后变成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账单，躺在他儿子的口袋里。